支持生育：
對很多人來說，孕育、撫養一個孩子是生活中最有滿足感的事。我有不少朋友以前對生義之事不搞不機，但一旦決心要孩子之後，通常是意外懷孕之後，他們頓時覺得生活有了新期盼，有了以往的生活所欠缺的意義和目標。他們恍然大悟：曾經自以為是幸福快樂的（旅行、社交、戀愛）、極富滿足感的（工作）生活，其實根本是空虛、沒有意義的。
當代人認同的人生至高真理是：純然在當下，純然為自己，這其實源於一種陰險的厭世情緒—對人類宏觀大業缺乏信念。最陰暗的一面在於，越來越多的無子女夫妻決定把他們所有的金錢用於「活在當下」—參加階梯有氧課程，去坦尚尼亞觀光，擴建家宅，卻不費力去找個人在派對結束、他們也都完蛋後繼承這地方。
我們關心的是過上好日子，而非最好的人生。我們和前輩的不同在於：我們很少問自己是否在為崇高的社會目標獻身，反倒更可能關心自己是否幸福。我們逃避自我犧牲、擔當責任，視其為傻瓜才有的弱點。我們很少想到血統、文化、國家或民族的延續。我們將自身繼承的遺產視為理所應當。我們覺得自己和歷史無關。我們只在自己的生死期限之問衡量自己生命的價值，不會特意擔憂我們死後發生什麼。當我們老去—哦！太不情願了！——常會回首往昔，但追問的不是我為家族、上帝和祖國貢獻了什麼，而是我怎麼一直沒去古巴，或是，怎麼沒去跑一次馬拉松？為什麼沒去學畫風景畫？我胖嗎？我們不是根據人生是否活得正直、崇高，而是根據生活是否有趣、好玩來評價自己活得是否成功。
「活在當下」帶來的最重大的社會危機就在於生養：生孩子從必選項成為可選項—好比你的車要不要加裝電熱座椅，由你來選。這在過去從來都不是一種選擇，現在我們定奪時並不會考慮到養育這個族群的下一代的重要性，不管我們如何界定「族群」這個概念。問題在於：孩子們能否讓我們幸福。
反對生育：
研究家庭的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這也是將兒童浪漫化的開端—諷刺的是，只有當孩童的實際經濟價值降低，也就是說，他們不再被當作輔助勞動力時，孩童的羅曼史才能拉開序幕：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今天我們眼中的無價之寶。養孩子花的錢比孩子為家庭經濟做出的貢獻更多，這時候，生兒育女才需要某些「正當」理由，於是，人們才開始接受這種說法：生育後代是圓滿人生的大事件，能帶來情感上的巨大滿足。
在那個年代，童年之說根本不存在，至少，「童年」不是一個公認的概念，就如歷史學家菲利普•阿利斯“論述的：童年，也是一種社會發明的產物。以
前，孩童被視作小小的成年人，五歲就能離家幹活，去當學徒。
我都嘗試做自己的父母—我從未有過的父母。每天，我都能學到新方法，讓自己充滿熱情和耐心。我創造出圍繞寫作打轉的生活，給自己到處旅行的自由，依據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度過每一天。瑜伽幫助我舒緩壓力，暫時放下一切。每個星期，我都會和鄰居們喝幾次咖啡，坐在後門廊上，講講彼此的生活，談天說地，或是聊聊我們都很喜歡的這個社區裡的點點滴滴。我和丈夫有很多時間共處、閱讀、去餐廳吃飯，甚或談談夢想和未來的目標，比如買個房子好好翻新一下，領養一條狗，退休後到巴黎定居。
我為友情和家庭而活。我有很多老友，都很親密，我認為，這種關係構成了一種可堪比婚姻的形式。如果我有孩子，就不會著書出版，也不會成為傑出的記者。我也肯定去不成非洲。我寧可懷著對孩子的渴望，也不要可憐兮兮地對自己說：我本可以去競爭的呀。我一直是個競爭者。
我們欣賞那種說走就走、想做就做的人，只要時間和金錢允許，他們就讓各式各樣的體驗填滿自己的生活，永不停歇地學習、體驗並享受每天給予的新鮮感；與此相對的是那些沉悶、無聊、煞風景的人，只知道無休無止的盡責盡力，只會對別人羨慕嫉妒恨。
我整夜睡不著，千方百計不讓自己覺得受困了、被侵入了、被體內的小生命劫持了，長勢驚人的小東西始終是獨立於我而存在的個體，她賦予我當母親的權利，又完全依賴我，成為我的一部分。我的身體一直只屬於我自己，只容我一人居住，它可以隨心所欲，但現在這具身體的用途僅僅是滋養這位陌生人。要攝入什麼、要怎樣對待這具身體，已完全取決於臆想中的另一個人，而不再是我本人。有時候我也會為此興奮。但其他時候，我會驚恐。不過，哪怕有搖擺、有猶疑，我還是全盤接受了這件事，視之為一場永久的改變：我再也不會是只顧自己、自主決定一切的個體。簡而言之，那就是身為人母的意義。
打和super派：
生子派和無子派都鼓吹各自的人生更理性、更滿足，抑或是在道德上更有優越感；在我看來，這場爭論中最精彩的部分宛如另一場經久不衰、同樣有趣的口舌之戰—議題是「養狗好還是養貓好」。在我們的生活中，大部分最重大的決定從深層意義上說都是非理性的，是由我們幾乎不肯承認的下意識決定的，也因此，最糖糕的決定（結第三次婚、和你老婆的妹妹外遇、在你婚姻觸礁時偷偷不再避孕）都是最讓人難以啟齒的，你不可能講給別人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