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戰後社會 吉見俊哉

最近同朋友談起日本經濟問題，朋友認為日本社會一直因為全球化導致許多問題，我認為並不簡單，想了解更多日本戰後的經濟政策及產業政策與社會的關係，於是借了這本書一讀。

當中一章討論日本一些城市及鄉村的產業政策，由於石油危機及日圓升值，日本一些以煤礦為生的城市開始末落，例如夕張市因此而轉向觀光城市，但由於不慎控制開支，導致破產; 部份城市希望興建一個大工業園，最後因為經濟問題而縮小，想改建為其他設施例如核電又面對市民反對聲音，例如青森的六所村興建核燃料再處理工廠，另外例如熊本的水俁市曾因為工業污染(「公害」)而導致大量市民服食重金屬染病。

另外日本亦出現一些恐怖的命案，與家庭背景及社會環境有關，有論者因此質疑御宅族文化對於青少年心理的影響，例如宮崎勤事件發生於1988年至1989年的日本東京都與埼玉縣，案中罪犯宮崎勤先後綁架、傷害及殺害四名年紀介乎4到7歲的女童。他幻想吃掉女童後會令死去的爺爺復活。

一九七O年代至一九八O年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後戰後社會便生成於這一時期，拉動整個經濟的產業，則由重厚長大型的基幹企業，換檔變速成為了毋寧說更屬輕薄短小型的信息、服務業。Lockheed 公司賄賂政府中樞，目的是要讓其購入飛機這類巨大鐵塊；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Recruit 公司所瞄準的目標，多半都是以政治家身份在那兒發揮著他們的作用，因而顯得更為隱蔽。處於融合重組過程中的社會整體，選擇的往往是超逾實物經濟的諸如股票、金融一類的金錢遊戲法則，而政治的支柱作用，也在這經濟結構的變化中漸漸改變著它的形態。

外匯市場向變動匯率制的過渡，石油危機的衝擊，再加上公害及田中派所把持的政治所造成的弊端，在這諸多不利因素同時迸發的狀況下，要繼續維持那種戰後體制，便漸漸成了一件難事，無奈之下，社會體制的基軸，只得由福祉國家向服務業經濟的方向作出過渡。於是，為了順應這一體制的變化，與池田、田中政權的利益分成式保守政治，在性格上顯得迴然相異的，以中曾根康弘至小泉純一郎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的潮流，便終於浮現在了人們的面前。

家庭本該是將家人營造成一個共同體的場所，但到頭來，這場所卻自然而然地被關閉了，並且為電子技術所分解，從而正在變成範圍無限廣泛的網狀結構的一個終端群落。而「我的幸福的家庭」，則隨著「我的房間的聲音」的不斷增加，正越來越趨赴於眾多個人房間的集合體，並在這過程中改變著自己的容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