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Will Be the Devil to Pay: Central Bankers, Uncertainty and Sensemaking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31》

這本書的論點是sensemaking and narrative emplotment contibute to shaping the world and help navigate uncertainty，作者認為用一個後設的角度分析返1930年金融危機沒有意思，因為當時的人知識比較局限，現代的人掌握更多資訊，自然不難發現問題，應該從當時1930年的銀行家如何處理問題及摸索解決方法，用他們對於當時經濟環境的論述出發去分析，才可以明白他們如何應該不確定的經濟形勢，因為將來的決策者面對的問題不會重複，用以往一套思路去分析經濟問題的成效有限，未必可以因時制宜理解問題所在。

作者串連了幾種社會學的思考框架，例如在人類學中，「薄描」(Thin Description/Thin Description) 指的是對行為或事件進行表象的、字面上的、缺乏脈絡與意義解讀的客觀陳述。它僅描述「發生了什麼事」，而不解釋「為什麼」或「行為背後的文化意圖」。相對於「深描」(Thick Description)，薄描通常僅停留在數據記錄、基本動作敘述層面 。

Sensemaking（通常翻譯為「意義建構」）是指個人或組織在混亂、不明確或動盪的環境中，透過行動、互動與回顧，將經驗轉化為合理訊息、賦予情境意義並指導下一步行動的心理與行為過程。這是一種讓「不可理解的事情」變得「可理解」的動態調適機制。

事後睇返，我們很容易會覺得要解決1930年金融危機if surplus countries had play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gold standard，或者唔好再死守崩潰的金本位制度，但作者認為不是那麼簡單，當時的決策其實要考慮how chance, ambiguity, good luck and bad luck, tempers and personalities, animosities and friendships, experiences and expectations and networks all play a role。

因此作者嘗試用Narrative emplotment 「敘事結構化」、「情節構建」或「敘事合謀」去回顧返呢段歷史。這是一個將離散的事件、經驗或記憶透過「故事」的邏輯重組，連結成有意義的主線的過程，強調人是透過重新述說故事來賦予生活意義、重塑自我認同。

包括Pierre Quesnay、Robert Lacour-Gayet，很多人認為當時的財金官員應該一早意識到問題，但不少財金官員都受制於金本位思維，所以要將視野放返去當時的歷史脈絡先會明白佢地點解會作出各種決策最後無法阻止金融危機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