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府立大學教授岡本隆司呢本書，又係同個書名冇咩關係的，表面上睇會以為係解釋下點解中國人反日，以為會探討下近代反日思潮，中國人可能受二戰或者參拜靖國神社等行為導致仇日。點知完全相反，本書完全冇提到建國以後中日的關係，更加只係提到甲午戰爭左右就完左，其後都只係輕輕帶過，令人有種被書名欺騙左的感覺。
咁呢本書又講緊咩呢？作者有嘗試梳理一下日本學者點睇中國歷史，例如內藤湖南就提出中國是一個小國家的團鄉自治論點，意思即是民間完全不需要借助政府官員的任何力量，國家與社會處於游離結構。佢自己繼承左呢套思想，都同意，「為政者幾乎不關心民眾的生計和生活，也不存在法律和規範發揮效用」。佢覺得日本就相反，國家重視與社會合作，所以關係緊密，而中國則由家族鄉團取代這個管治的角色，政府角色相對抽離。另外，中國不重視西方思想，日本則重視，所以發展方向迴異，這種史觀同中學教科書差不多，沒有驚喜。然而，要問的問題是，這種國家結構與管治思想的不同，就是造成矛盾的主因嗎？如果不是，那麼提出這種論調與書名的關係是甚麼？奇怪。
作者的論點也有一定道理，由於日本村落少，代表不具行政機能的中心地少，權力可以延伸到村落層級，方便「殖產興業」，相反中國鎮與村落的非行政中心地很厚一層，所以日常難以接觸公權力，導致官民乖離，同鄉同業團體負責居中對應，導致官民隔閡，中體西用，學理、人才、制度和實務、機械、軍事四分五裂，淪為形式。應該怎樣做？作者表示必須摧毀明清時代以來一直存在且成為自身存立基礎的中間團體才可以改革成功，似乎這本書講的是清代改革？
好了，作者再引另一位學者矢野仁一，表示中國是德治主義政治，有機會出現政治所不可及的範圍，不知何時何處，只要出現機會，就會出現叛亂。這句都是廢話，因果好像有點奇怪，是因為德治才有叛亂嗎？我覺得，只要無德，無論甚麼主義，都有機會出現叛亂。不要緊，作者再分析明代，認為明清兩代的財政制度有問題，經濟受制於白銀的流通量，這部份都言之成理，然作者認為同一時代的日本由於物資用盡，君主德川吉宗提倡「適地適產」聰明地國產化農作物，甚至出現出現「株仲間」商會，令日本經濟可以繼續發展。
可是作者都認為日本當時也受制於封閉式系統的社會，無法解決人口增加、物價上漲、專賣制等問題，問題是為甚麼日本最後成功改革，中國反而失敗？他認為因為「中華思想的自尊意識」，上層統治階級冇危機感，加上社會結構不易傳播變革思想，所以變革有限。相反日本社會結構緊密，所以一遇外來衝擊則牽一髮動全身，所以較易有回應。就社會結構而論變革得失，有點驚喜，作者提出太平天國作例子，由於當時社會結構鬆散，所以亂軍同湘軍都各自拉擺組織自己的武裝團體，及後湘軍坐大，就地籌餉的也是有軍事權力的當局，逐一掌握過去不被認知的多數商人團體，提供軍事及政治保護，徵收稅金當作軍費，形成督撫重權的現象。日本呢？日本平亂後重新組成了以國民為基礎的國軍，而中國則從未改變體則，形成軍閥混戰，由於兩者的路徑不同，結果也不則相同，在世界觀方面，清朝鎖國政策，視外國為威脅，不懂學習，日本呢？沒有鎖國，反有4個對外口岸，作者引這些都旨在說明日本人思想的先進是由於社會結構而比較容易進行改革，沒有提及歷史人物發揮的作用，照他而言，無論誰在位，都注定了日本改革的成功及清代的失敗嗎？對這種結構主義的歷史分析，我是有所保留的。
無論如何，這種「深層結構」的分析，也可聊備一說，解釋歷史的成敗得失，可是與中國為何反日完全無關，唯一我推斷作者的意思是因為中國人民妒忌日本的成功而互相對立，否則書名是完全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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